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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畔漫步随想,多少人有爱的能力

文章作者:全天时时计划戏剧 上传时间:2019-10-06

传统与现代审美追求的有机契合

每个人身上都有“寇流兰”的影子

戏剧,意味着什么?——泰晤士河畔漫步随想

时间:2013年05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余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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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天,在首都剧场观看王晓鹰版莎剧《理查三世》。舞台上,无处不是东方文化元素,三星堆符号、汉服、面具、京剧、宣纸等等,赋予了一部拷问人性、鞭笞灵魂的名剧以神秘色彩和极大表现力,东西方文化的跨越组合尤为熨贴。

  这部戏,据说去年四月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亮相的时候是“裸演”。由于遭遇一场海上风暴,运送演出所需布景、服装、道具的船只未能如期靠港,但演出计划早已排定,戏比天大,只能“霸王硬上弓”!王晓鹰介绍说,环球剧院的工作人员,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布景、服装、道具的最佳替代品张罗齐全。这就是自诩“世界第一戏剧之都”的伦敦戏剧人,戏剧,在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

  王晓鹰带着中国版《理查三世》去伦敦,是为了参加名为“从环球剧院走向世界”的莎士比亚戏剧节,该戏剧节作为2012伦敦奥运会的主要文化活动,从全球范围选择37种语言,排演莎士比亚的全部37部剧作。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的文化符号,更是全球戏剧的标杆,是跨文化的一座桥梁。

  难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今年三月,应利兹大学李如茹博士之邀,我开始了英国戏剧之旅,参加“寰球舞台,演出中国”戏剧论坛,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是,探讨全球各版本的《赵氏孤儿》演出。

  利兹的春天,大雪纷飞,冷风彻骨。但是,洁净的空气中,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可能是戏剧的味道吧,戏剧,总是在逼仄的氛围中,诉说着一种奇特的冷峭的飘忽不定的人性。

  来自中国内地的话剧、豫剧、京剧、花鼓戏、越剧等各种版本的《赵氏孤儿》实践者,以及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赵氏孤儿》研究者,居然聚集在异域他乡,共同探讨一个发生在古老中国的忠义故事。这,难道不也充盈了戏剧性么?戏剧性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中国文化界,有很多事忽略了,有很多意识淡漠了,至少这样的主题论坛,首先应该在中国内地举办。因为,《赵氏孤儿》是我们的文化财富,现在,如此文化财富,却由英国的戏剧人在开采。四年前,我曾访问韩国,曾经忿忿于韩国人攫取了我们的端午文化,又觊觎我们的孔子、中医文化。后来,我发现韩国人把我们的文化奉为至珍、小心呵护,忿忿之心,终落得一阵哑然。我们所谓的五千年文明,真的不能再无度挥霍而随意散落了。

  来自我们中国的《赵氏孤儿》,引起西方戏剧人感兴趣的话题,恐怕也是人本思想:程婴该不该用自己的亲生骨肉,换取赵氏孤儿的生存?程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是大人性还是伪人性?这些,恰恰应验了莎士比亚的第一台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会议结束时,我甚至觉得,如果早些时候参加这样的论坛,我的越剧版《赵氏孤儿》可以写得更好!

  利兹,雪后初霁。我们一行人奔往下一站,斯特拉福德。那儿,是莎士比亚生命的源头,也是他的灵魂栖息地。

  最有趣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在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观看英国皇家莎剧团演出的《赵氏孤儿》。而且,编剧、导演、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更有趣的是,那天的观众,有十几个来自中国内地的《赵氏孤儿》实践者和研究者。会务组并不安排观摩,我们都是提前订的戏票,自掏腰包。在英国,从来没有蹭戏看的习惯,买票是天经地义的事。买票,是对戏剧最起码的尊重。入场后,不喧哗、不拍照、不接电话、不迟到不早退,是对戏剧最基本的礼仪。

  这出戏的形式感很中国,角色上场的自报家门屡屡出现,写意、虚拟、夸张、变形等手法充斥舞台。只不过,在细节处理上,更加追求视听的刺激性,婴儿的哭声用真人在台上模拟嗷嗷待哺的情状,屠岸贾杀死婴儿,直接扭断了那个婴儿道具的“脖颈”,发出“咔嚓”一声,观众群一阵惊呼。故事,还是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内核上却更接近西方审美。印象最深的是结尾,程婴的一切使命都完成后,程婴的亲生儿子的鬼魂出现了,斥责程婴,你从来就没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也从来没爱过我!为此,程婴自杀了,一对父子,相拥长眠。当然,这完全是西方式的结局,是残酷与温情的平衡点。窃以为,这样的结局,也是一种暴力……

  不管怎样,看这出戏的过程,我自始至终有一种兴奋感。兴奋点在于东西方话语的神奇结合,演惯了莎士比亚的莎剧团,竟能把一个中国的故事演绎得如此出神入化。人的生存哲学,在道义法则面前,竟是如此的脆弱而艰难,这一点,东方西方概莫能外!

  斯特拉福德之行,更兴奋的是对莎士比亚的朝拜。从他的出生地,到他的居住地,再到安葬这颗伟大灵魂的教堂,一路走来,油然更生敬仰。套用一句马克思描述资本的话语,自从莎士比亚来到镇上,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戏剧的血液。镇上的人们一说起莎士比亚,那是由衷的自豪。书店,基本上都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人们在静谧而安宁地享受着戏剧。

  临别时,我对同行者说,我想留在这个镇上,为莎士比亚看门。

  千万不要以为,伦敦只是全球金融中心。伦敦,更是世界戏剧的心脏。

  伦敦人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没有卡拉OK,周末的夜晚,酒吧是买醉的好去处。除此之外,伦敦人最主要的文化活动是看戏。伦敦有大大小小100多个剧场,平均每家剧场年演出近400场,所有剧场每年观众人次近1400万。伦敦的街头、火车站、地铁,戏剧演出的海报尤为显眼。甚至,伦敦的交通卡上,有一个英文单词是oyster,翻成中文是“牡蛎”,牡蛎附船而居,去哪儿都很便捷顺畅。伦敦人几乎都知道,这是沿用莎士比亚名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中的一句著名台词,The world is my oyster,意思是,这世界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如愿以偿。

  戏剧,在伦敦,真的是无孔不入。

  在伦敦仅有两天时间,我除了参观大英博物馆,并未游览太多的景点。我选择造访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在那儿,我着实惊讶!戏剧学院只有两座大楼,没有休憩的草坪,没有运动场所,也没有学生宿舍。正门非常促狭,仅容得两个人同时走进。在楼道走廊里,处处可见世界著名戏剧的著名台词,以及历届毕业生的戏剧实践照片。主楼最主要的构成是大小不等三个剧场,那是师生们教学和实践的地方。整个学院,每年在校生不到一百人,导演系每年的研究生是从世界各地招来的,只有三个名额。每个研究生,配备六个以上的导师。很显然,他们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据说,这个历史悠久的学院,没有专门的编剧专业。我猜想,他们更强调戏剧的实践精神,而编剧是教不出来也学不出来的,莎士比亚就没有上过任何一所大学。

  但这并不能说英国人忽视编剧,相反,编剧在一个剧组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遇到导演或者演员擅自改动台词的时候,编剧往往跳出来,喊出一嗓粗口,“我他妈的才是编剧”。举座颤栗而寂然……

  午后的泰晤士河畔,律动着我的步履,悠闲而沉重。忽而飘雪稀疏,忽而晴空绚烂。其实,悠闲的是河畔随意漫步的鸽子,沉重的是我的一颗戏剧之心。

  从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到英国国家大剧院,相隔不到二里路,我走了一个时辰,也仿佛走过了四百年的英国戏剧史。从东方走向西方,从传统走向现代,走过战火硝烟的岁月,也走过文艺复兴的梦想,也许,很多景观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戏剧的尊严。

  英国有莎士比亚,我们与莎翁几乎同一年代的剧作家有汤显祖,可是我们的国人对汤显祖却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的戏剧,似乎在某种功利的驱使下,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渐行渐远,戏剧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工具。

  其实,我们的戏剧,原本可以有很多自信的。只不过,重拾自信,太难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戏剧?戏剧,究竟带给我们什么?也许,美国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话,道出了某种意味:戏剧,反映人类普遍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解读人类心灵跳动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戏剧的最根本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生活……

  我想说,戏剧,是一种卸去心灵尘土后的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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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韩玉娘》创作演出的回顾与思考

评话剧《大将军寇流兰》

《解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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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林兆华执导的莎士比亚名作《大将军寇流兰》日前在北京首都剧场再次上演。可以说,林兆华版的《大将军寇流兰》不是带有特定时代印记的形式之作,它属于时间长河中的每一次“当下”,属于每一位热爱思考、热爱剧场的观众。

看话剧的趣味在于:编导“设局”,观众“猜谜”。

京剧《韩玉娘》剧照

  《大将军寇流兰》译自莎士比亚晚期剧作《Coriolanus》。剧中的马修斯是莎翁剧作中的悲剧形象,他身上带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悲剧人物的影子,而又融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于一身。林兆华借助现代的叙事方式,重新阐释马修斯的个人悲剧,将对抗性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把对抗的普遍性、破坏性乃至充满原始力量的一面作为现代人类生存处境的投影,将超越时空的“对抗”母题进行了合乎当下时代的转换。

  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的话剧《解药》,由吴彤编剧、丛林导演,就将“设局”的地点选在一处幽谧的私人会所。而与编导紧密配合,让观众自愿参与游戏、沉醉其中的两位演员,是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李龙吟、杨佳音。

  2012年早春之际,国家京剧院决定排演李瑞环同志以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生死恨》为故事原型创编的京剧《韩玉娘》,并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该剧既是国家京剧院2012年新创剧目之一,也是梅派优秀传人董圆圆加盟国家京剧院后的第一次重要亮相。为此,剧院组织了强有力的主创主演团队,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导演高牧坤执导,董圆圆饰演韩玉娘,奚派名家张建国饰演程鹏举,京剧表演艺术家寇春华饰演和氏,当红演员吕昆山饰演胡为,优秀青年演员张兰饰演李氏。排练期间,舞美设计五易其稿,唱腔音乐数次修改,并先后两次录制唱腔小样呈送李瑞环同志审听。

  马修斯是一个个人主义式的英雄,战场上勇猛、忘我,具有英雄霸气,但是内心深处却是一个高尚、赤诚、有情有义的普通人。这种性格上的双重性,使他能够在战场——这一极端残酷的对抗性情境中,战无不胜。但是当回到和平的环境中,面对污浊、麻木的一切,性格上的弱点就有可能让他名誉扫地——身为胜利者的马修斯不愿意为了获得官位而吹嘘自擂,也不愿意介入贵族上层的政治角逐,而是以一种超乎世俗之上的洒脱、我行我素来决定一切。这种性格使他不仅没有成为大众心中的英雄,反而成为反大众的异类,加速了其悲剧命运的到来。

  其实,身体若无中毒症状,便不必去寻求解药消解。按此逻辑,李龙吟饰演的企业家赵天池,匆匆忙忙来找杨佳音饰演的心理医生李明伦,本身就说明来者中毒不轻,况乃沉疴有年。大老板赵天池的心地,远不像他的名字那样清澈透明,因为其功名欲望过重,压垮了脆弱的血肉之躯,以致随着事业鼎盛却慢慢变成“重症爱无能”。他万般无奈地对心理医生诉苦:“我变得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就连对父母也是一样冷漠。我不能去爱了,丧失了爱的能力。”

  2012年5月20日,李瑞环同志莅临国家京剧院视察并观看了新排京剧《韩玉娘》响排。响排结束后,李瑞环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现在的戏也好、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演这种情感的特别少,包装的外在的东西太多,内在东西少。我一开始就强调《韩玉娘》这个戏要讲内心动作,你们今天的演出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同时,我认为这个戏再创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原作中莎翁所阐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精妙的政治寓意、带有反思性的历史叙事,也在这样一种对抗的世界里获得了意义的重生。我们完全可以为马修斯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但剧作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共鸣阶段,而是在深层次上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表达了一种挑战现实秩序的反叛姿态。林兆华通过马修斯这样一个“行”永远大于“言”、情感高于理智的英雄形象,在对抗性中发掘现实生活悖论的真实。显然,林兆华愈要展示一个颠倒了的世界,愈发让我们觉得这背后潜藏着可怕的真实。剧中,寇流兰的悲剧结束了,现实生活中的对抗呢?谁是历史的胜者?这些都是阐释该剧的魅力所在。

  如今的社会,芸芸众生,丧失爱的能力的人,何止只知创业、只会赚钱的赵天池。为了争夺房屋拆迁费,做儿女的可以让80多岁的老爸露宿街头;因为区区小事,同宿舍的高校研究生可以暗中投毒致人死亡。但是,这些问题的“解药”在哪里呢?当我们不幸丧失了爱的能力,其他一切的优势,譬如才华的卓越、财产的丰厚、地位的尊崇与名声的显赫,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这就是剧中人赵天池内心的纠结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症结所在。

  2012年6月6日晚,《韩玉娘》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李瑞环同志与首都千余名观众共同观看了演出。央视《空中剧院》进行现场直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之后,该剧先后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中华剧场演出,并赴上海参加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喜获优秀剧目奖和优秀编剧、优秀导演、优秀表演等诸多单项奖,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

  为了表现这种思考,林兆华将空间高度地抽象,淡化历史的印迹,强调空间意义的共性与永恒。这种全景式、开放的空间构思,充满意指性的舞台设计,再加上灯光效果的最大化调配,极大地开拓了观众的想象力,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显示了林兆华导演独特的美学追求。

  在此,剧作家通过剧中人的遭遇,幽幽地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命题:多少人有爱的能力?是的,我们真的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多少人有爱的能力?多少人丧失了爱的能力?多少人渴望恢复爱的能力?与其说赵天池痛不欲生、苦苦寻求的是一剂解药,倒不如说他急切想要获得的是一味补药——他要补强自己羸弱的身心,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像那些健康的普通人一样去过有情有爱有温暖有色彩的生活,而不是去过那种冰冷无比、生不如死、犹如僵尸的日子。

  国家京剧院本着艺术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北京、上海、天津演出期间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仲呈祥、尚长荣、刘长瑜、刘连群等3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韩玉娘》为京剧艺术的继承创新、京剧传统剧目的改编创作,进行了成功探索,起到了引领作用。在深获好评的背后,我想我们应当理性思考,探寻李瑞环同志改编创作《韩玉娘》的真谛,思考他关于京剧艺术传承的理念,思考京剧《韩玉娘》为当今京剧艺术继承创新之路起到的引领作用。

  而且在林兆华以往的作品中,音乐从来没有像该剧这样完全占据了舞台的主动权。除了开场那极具震撼的马勒第八交响曲,似乎在唤醒观众古罗马的历史记忆外,全剧都以“窒息”和“痛苦的信仰”两支摇滚乐队现场演奏的方式贯穿始终。摇滚可以表现战时两军的心理状态,以充满游戏性的形式化解战争是非曲直本身,也可以作为展现、评判人物行为的手段,呼应着寇流兰精神世界的矛盾、纠结。

  话剧《解药》的魅力在于所述命题的无解。

  回想起2012年该剧在学术界引起的“韩玉娘现象”,我认为:今天的京剧要坚定不移地走“在继承中求发展”的创作之路,要高度强化京剧艺术的本体意识,在尊重京剧本体及表现规律的基础上,把握时代审美特征、强化与当代情感的共鸣,并注入当代人文关怀。这既是对京剧艺术本体的时代观照,也是对提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倡主流文化价值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力印证。

  至于表演,林兆华首次以“人海战术”的方式,让数十位群众演员身着统一的麻布衣服登台扮演剧中的“群体”角色。这些“本色”演出的群众演员,一会儿是攻打寇流兰城的士兵,一会儿是罗马城中被护民官随意煽动的民众,一会儿又变为奥菲狄乌斯的战士,他们的每次出现都会产生言语喧哗的气场,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成为被某种力量随意支配调动的工具。而始终与这个群体紧密相连的便是濮存昕扮演的寇流兰。舞台上,濮存昕的表演自由、率真、无拘无束,既用挺拔的身姿、洒脱的造型、忧郁的面庞展现了英雄的孤傲,又能从角色中跳出,适时控制演出节奏,拉近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从他这种好似“提线木偶”一样的表演方式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霸气与流亡者的延宕,更是一个舞台上的思考者。他的形象是那么熟悉、那么真实,他内心的抉择又是那么灼痛、艰辛。濮存昕在扮演戏剧中的“寇流兰”,但他唤醒的是被躁动现实迷惑的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寇流兰”的影子。

  当一个人缺少知识和技能,尽可以找人辅导,参加各种层次的补习班、进修班,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当一个人缺少经验和阅历,则不妨多多参与社会活动、投身各项公共事务,慢慢地积累与成熟。然而,一个人一旦缺少爱的感觉和能力,就很难找到解药。舞台上的赵天池是幸运的,他拿到了红红绿绿的“解药”,也喜剧性地获得了新生,重享人间爱的幸福美好,但是,这显然只是一种基于戏剧结构完整的舞台处理,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则难以实现。于是,一场悲剧随之而来。

  京剧《韩玉娘》是李瑞环同志根据《生死恨》从戏剧结构到人物塑造重新创作而成的。该剧升华了韩玉娘一介平民妇女的家国情怀,强化了声腔乃至表演的艺术含金量。在编创过程中,李瑞环同志以他对京剧艺术的无限热爱与高度认知,尊重京剧本体、遵循京剧艺术表现规律,按照先继承后发展的创作思路,在前辈艺术大师的基础上,既保留原剧精华又有所突破和创造,使70多年前的一出梅派名剧《生死恨》重获光彩,引领了传统剧目在当今时代的创演之路,为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该剧导演高牧坤秉承编者的创作理念,用精美的“唱念做舞打”呈现出人物的真实情感,突出京剧本体的表现手段与人物情感、人物心理的结合。韩玉娘的饰演者董圆圆通过对人物命运、人物心理的不断揣摩,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宣泄化为京剧的“四功五法”,追求传统程式与人物情感、人物命运的契合,成功塑造了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董圆圆与饰演程鹏举的张建国的合作更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此外,一把京胡、一段独奏使全剧在安静与深沉中缓缓拉开帷幕,强化了特色乐器的个性化展示,也凸显了京剧音乐独有的艺术魅力。

  悲剧的色彩能让问题严峻,喜剧的情调可令舞台轻松。悲喜剧的双重因素和风格,恰好呈现于这样一部话剧《解药》。正当大老板赵天池死里逃生地从“重症爱无能”的疾患中痊愈,而亲手治愈他的心理医生李明伦却痛苦不堪地选择自杀身亡。应该说,相对于大老板赵天池的“爱无能”,心理医生李明伦属于“爱的能力过剩”,两者都是病态,也都使当事人不堪。李明伦已是有妇之夫,却又与情人生子,而身患绝症的妻子不但不予追究,反倒对其“小妾”及婴孩呵护有加。这般惨烈的景象,足以让身为心理医生的李明伦心理错乱,以致自裁。

  全剧以忠贞和寻夫为情节主干,在韩玉娘的外在境遇和内在心理两条戏剧线上同时推进,并以戏剧情节锻造性格、以人物内心深化形象,通过将历史厚重感与社会内涵丰富性结合,提升了韩玉娘这一人物的道德情操,展示了典型中华女性的忠贞、善良、尚德、蓄志的一面。同时,该剧也对当今社会现象进行了观照,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当今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共同投映在历史文脉之中。比如,胡为的“金钱观”与寻花问柳的“生活观”;比如,反映在和氏身上的家族延续与同情玉娘而产生的情感;比如韩玉娘的生命在家国情怀的大义与道德情感之下的无悔燃烧……这些形象的描写既有传统的表征,又有与时代特征的互映。

  在爱的问题上,正是如此:亏欠为过,过犹不及。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魄与气度,正是有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坚守自身特点、吸纳外来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一脉的“中华文化”。我想,在时代高速发展、经济迅猛增长的今天,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当以礼敬自豪之态对待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并提炼符合“真善美”的主流思想价值,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将传统与现代紧密相连。对于京剧艺术而言,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无疑就是舞台这一呈现载体。而对于舞台呈现而言,剧目则是传承发展的途径,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体,然而,京剧传统剧目的整理与创编一直是京剧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传统剧目要不要改、怎么改,如何与时代审美相接应……李瑞环同志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正是:人有隐衷难启口,世无解药对心病。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推出“演得开、留得住、传得下”的京剧剧目。经过实践,在剧目建设上,我们总结出“三性、三于、三精”的工作思路。“三性”就是剧目创作一定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三于”就是剧目建设要善于继承、精于借鉴、勇于创新。“三精”就是剧目创排演出中,精创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精排优秀保留剧目、精演经典传统剧目。我们要以这样的思路为抓手,努力创作排演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品力作。

  今天,《韩玉娘》已步入剧院常态化演出之列,成为国家京剧院常演剧目之一。该剧在丰富梅派代表剧目《生死恨》的基础上,更实现了梅派表演艺术的一次历史性回归;同时也探索了如何挖掘整理创编传统剧目,使之焕发时代气息,这是对历史的回望,对京剧艺术更高层次的回归,更是对当今核心价值理念、对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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